基金公司独董渐趋福利化 证监会背景是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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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学者和专业人士两大群体，在职或退休官员也已成为基金公司独立董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65家基金公司的214位独董中，有36位属于在职或退休官员，在这些人中有做过县长的，有做过市长的，还有做过副部级干部的……

但是，政府官员退休后重新上岗，担任基金公司独立董事，争议的核心是退休官员成为独立董事的程序是否合理、合法，退休官员是否胜任新的职位，能否在新的职位上发挥监督功能？他们成为独立董事，基金公司看中的究竟是他们高人一筹的业务水平，还是先前从政经历和人脉关系呢？

上海一家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告诉记者，相对于选择高校学者做独董，他更倾向于选择有过官员背景的人做独董，“尤其是在证监会或交易所工作过的，他们人脉广，跑关系比我们方便多了。”

证监会背景是首选

退休官员成为独立董事，是主动请缨，还是面对基金公司的邀请盛情难却，外界不得而知，让基金持有人最担心的是这些官员独董能否起到真正意义上的监督作用。

在众多官员背景出身的基金公司独董中，有过证监会从业经验的成为首选，名气最大的莫过于前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资料显示，周道炯是其四位独董之一，此前“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九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现任PECC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委员会主席。周道炯长期从事证券金融市场监管工作，目前作为高级顾问为证券市场改革提供顾问咨询意见。”

2007年5月，上投摩根成长先锋原基金经理唐建个人涉嫌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违规投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当时周道炯就已经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的独立董事。

同样有过证监会工作经验的还有鹏华基金独董李相启，他不仅历任陕西省委办公厅秘书、省委政策研究室财贸处处长、副主任，陕西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书记、主任、党组书记、主任，还一度担任过山东省证监局局长，上海证券交易所理事会理事、产品委员会主任。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独董黄湘平担任过“湖南省证券委副主任，湖南省证监会主任（党组书记）， 中国证监会武汉办主任、党委书记，中国证监会湖北局局长、党委书记，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会长、党委书记。现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泰信基金独董刘敢庭曾担任“湖北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人，中国证监会武汉证管办副主任，武汉稽查局副局长，中国证监会武汉证管办巡视员”。

“银行系统”当仁不让

除去证监会以外，财政部、银监会或者有过银行系统的工作经验已成为基金公司选择独董的一个方向。

信达澳银基金独董支德勤历任“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司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副局长、中国银监会河南监管局局长、中国银监会湖北监管局巡视员、党委巡视组组长，现任第十届湖北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该基金公司的另外一位独董孙志新在中国建设银行工作多年。

东吴基金独董陈如奇“历任新疆人民银行巴州中心支行科员，新疆农业银行巴州及自治区分行科长、处长，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处长、副行长，交通银行广州分行行长，交通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等职。”

国泰基金独董刘秉升、南方基金独董米志明、国联安基金独董程静萍分别有过银行系统或财政部之类的工作经验，基金公司选择他们作为独董的意义不言而喻。

和老基金公司相比，新基金公司在聘用独董上面也有同好。

2012年初刚成立的德邦基金，其独董朱恒“曾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奉贤支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副行长，万国证券公司、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上海轻工控股（集团）公司监事会主席”。

另一位官员独董胡柏枝“曾任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财政部驻湖北省专员办监察专员、党组书记、巡视员”。

2011年12月成立的安信基金独董徐景安历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研究室科长，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科长，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处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所长，深圳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高龄独董

聘请官员最多的基金公司是诺安基金公司，其三位独立董事皆有政府官员从业经历。

其中，欧阳文安历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书记，中共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北京国际电气工程公司董事长，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董事长”；朱秉刚历任“石油部计划司副司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计划局局长、咨询中心副主任”；陆南屏历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办公厅副主任，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政策法规司司长、副局长”。

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1月16日颁布的《关于完善基金管理公司董事人员制度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基金公司独董必须“具有5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财务工作的经验”，显然，从诺安基金披露的上述三位独董的履历来看，除去陆南屏有过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工作经验以外，其余两位独董都不符合“5年以上金融、法律或财务工作的经验”的要求。诺安基金公司聘请三位独董的真正意义何在？

更令人惊讶的是，基金公司中还不乏已经退休的高龄独董。

1935年出生的刘茂山是平安大华基金的独董，他“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林业部干部学校干部；中央林业部人事司干部；南开大学经济学系政经教研室主任兼支部书记；南开大学金融学系副主任、主任；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系主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博士后工作站指导专家。”从出生年份看，刘茂山现年已经77岁高龄。

《通知》规定，基金公司独董“不得在与基金管理公司存在业务联系或利益关系的机构任职”，刘茂山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博士后工作站做指导专家，又在平安大华基金出任独董，这是否违反了《通知》的规定呢？

益民基金仅有的三位独董中，有两位已经退休。其中，1942年出生的巨家仁“曾任兵器工业部工程师、副处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经济法室主任、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等职，现已退休”；1949年出生的周道志“曾任贵州财经学院科研处副处长、财政金融系主任；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证管处处长；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副行长，中国光大银行总行副行长，光大证券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博时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已退休”。

申万菱信基金的四位独董中亦有两位已经退休，其中，1948年出生的阎小平1984 年进入金融行业，此后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多年，2009年1月起退休；同样是1948年出生的李秀仑在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农村商业银行工作多年，2010年1月起退休。

华夏基金独董贾建平现已退休，此前曾“任职于中国银行卢森堡公司副总经理，中国银行意大利代表处首席代表，中银集团投资管理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银行重组上市办公室、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上市办公室总经理，中银基金董事长”。

“这些退休的独董，此前都有过银行和基金从业背景，因此基金公司选择他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上述基金公司副总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成为独立董事，有可能利用自身影响力和人脉替所在基金公司“铺路子”，“这也是基金公司想要的。”

市场质疑退休官员担任基金公司独董，其实是对官员权力有效期的质疑。除了尽可能公开相关信息，如何行之有效地对退休官员出任基金公司独董进行约束和监督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